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悄然西逃。只有极少一批王公大臣获知消息，随扈西行，绝大部分京官身陷危城。其中不少京官在城破之初还以为光绪帝并未出逃，而是留京与洋人议和，直至八月初才最终获悉两宫均已西狩。随后，一些京官追随西去，大部分京官苦于盘资缺乏，而坐困愁城。
朝廷不复存在，京官们无处领俸，生计来源断绝。雪上加霜的是，联军破城之初，抢劫成风，洋兵、京民轮番抢劫当铺、米房、钱铺，导致“街市无行人，菜蔬自此断绝”。四川籍京官高枏、高树兄弟及其家人，一部分逃到昌平，一部分留守京中寓所。高枏事后追忆：“七月城破后，日食维艰。昌平寓中，皆食小米。七兄勒令京寓吃稀饭。半月后，余手足起泡，奇痒。七兄买红苕五斤，与拱璧同珍，加一条于稀饭，秤其分两而减米焉”。江苏籍京官叶昌炽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采南同年全家在京，仅存十日粮，市中粮食，抢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绍甫同年希廉，短衣买盐花生度日，国子先生至此，真不忍闻矣”。叶昌炽带着家人逃至昌平，境况也堪忧：“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渐增至八百余文，尚不可得。今日籴五斗，每斗价九百二十文，其余油盐蔬果，无不倍蓰，长此迁延，填于沟壑不远矣。”
叶昌炽及其手迹
在秩序正常的太平岁月里，京城是天下利薮之所在，皇权对于全国各地统治权的主宰和支配，使得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金钱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因而，尽管京城位于北方，但南方各省人士之在京城为官经商者也为数众多。作为一个消费性城市，整个京城的繁华都仰赖于这种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实施。而京城一旦失去皇权的庇佑，同时又处于敌国军队的控制下，留守京官的命运可想而知。一些南省京官不顾一切，踏上回乡之路，不但遭受颠沛流离之苦，更有可能行至中途便资财耗尽，再也无力前行。留守京官以及京城难民们的悲惨境遇，通过《申报》、《中外日报》等上海报刊的渲染，引起了南省官绅商民极大的同情心，尤其是亲朋故旧身处北省险境又杳无音信的南省人士。
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陆树藩、潘炳南等东南绅商提出了创办救济善会，前往京津地区将南省被难官绅商民援救回南的主张。该主张得到即将赴京议和的全权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高度赞许，并指示长期追随自己的盛宣怀和江南义赈领袖严信厚、施则敬等人，尽快展开救援行动。严信厚等人因此成立了济急善局，与陆树藩等人创办的救济善会分头展开救援。按照当时的约定，从德州到清江一带的陆路救援由济急善局负责，京津一带的海路救援则由救济善会负责。不久，济急善局又扩充为东南济急善会，领衔主持者变为盛宣怀，而东南济急善会与救济善会的分工，则又变为“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即陆树藩），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即盛宣怀）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
陆树藩（左三）与刘承幹、席锡蕃、杨赞卿等人合影于刘承幹双清别墅
李鸿章一行抵达京城后，发现情况比之前预想的更为严重，因而专门致电盛宣怀，指出“京城遭变，官民荡然，米贵天寒，碍难存活”，要求盛宣怀“速电东南各帅及司道，广筹协济”。事实上，此前盛宣怀便已经向各省“制台、抚台、河台、漕台、提台、镇台、藩臬运道台、各局所、各统领、各商号领、各商号”发出“东南各省同人公电”，请求各省捐款，并由“李傅相照会驻京各使，在京设局，由各省同乡经理”。在李鸿章的直接号召和动员下，各省官绅士商纷纷解囊。这些捐款分为三种形式：公济、指济和专济。公济是指捐款用于接济各省被难京官，以及赈济平粜、掩埋尸骨等方面的经费；指济是指“就各省来款内，指定助济某省某府某县京官”；专济则是指“专寄京官某人者”。专济即李鸿章所言“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指济则是“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只有“公济”才是面对京城全体难官难民的。
举例而言，四川成都矿局的陈光弼先以“规银五千两”指济四川同乡，后又“续捐万金”公济各省；香港通商银行董事冯厚光对于广东京官区湛森、梁士诒、颜廷佐三人的专济等。甚至李鸿章在通过盛宣怀等人发起对于各省京官的统一救援行动后，还曾亲自致电三位安徽籍藩司（江西布政使张绍华、四川布政使周馥、云南布政使李经义），表示“同乡困苦万分”，要求他们迅速筹款接济。对于留守京官而言，有人最多则可以领到三份或以上的救济金。以叶昌炽为例，他先是得到两位友人“康吉、允之”的“专济”“二百金”，后又领得盛宣怀为江苏同乡京官所筹“人各得百金”的“指济”款项，最后还领到“合肥所筹津贴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
在李鸿章发起的救援行动之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另行筹集资金，拟资助留守京官奔赴西安行在，“每人给一百五十金为出京赴陕盘费，言明务须赴行在，不赴陕者止给百金”。后来因为担心公然推行此举，“有碍于和局”，乃改变资助计划：“以二万分济留京者，尽数酌送，以五千尽数分济赴陕者，作赴沪到鄂用资。其赴陕者似宜托名回籍，请傅相转商英、美、日照料到沪，由盛京堂备船到鄂。其赴陕用资，于过鄂时由洞计人数酌送。”这项救济款项被京官们称为“三帅款”，高枏、叶昌炽等留守京官的日记中都有他们领取“三帅款”的记录。
盛宣怀
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疆吏领袖发起救援行动的同时，庆亲王奕劻发起了完全针对旗人的救援行动，即捐款者限于“在旗督抚”，救援对象为在京旗员。江苏巡抚松寿九月十六日致电奕劻表示：“旗员困苦情形，久切恻念，谨遵极力筹济，已分电各省旗籍司道二十二处，候得复电，再竭绵薄，一并由汇丰汇京，以副钧属。”十一月二十六日，奕劻又致电盛宣怀表示：“旗员济款，待放孔亟，现计到者：粤、晋抚，川督绅，江西抚司道，浙、宁藩，皖司道，镇关道等，荆、伊两将军，共七万有零，不敷尚多。希查松抚前次切电各处，除已到外，余代电催，速为筹复。倘难一时交汇，先将数目电知，以便贷款垫发。”在朝廷尚无力为留守京官们提供生活来源之时，无论是汉族京官，还是八旗官员，要想生活“尚可支持”，便只能通过各自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一种非政府渠道的方式筹集资金，均匀散放，以弥补朝廷之虚空。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身负倡导之责的权势人物，如李鸿章、奕劻、张之洞等，几乎就等同于一个个无形的朝廷。旗汉分别筹款、分别散放，又意味着人心中的满汉畛域将愈加分明。
在李鸿章等朝廷大员通过筹款、汇款接济留守京官的同时，陆树藩率领中国救济善会的救援人员，其中包括严复、陈季同等著名人士前往京津一带，展开实地救援，举措包括平粜施衣、治病救人和掩尸埋骨，但最重要的还是将想要回南的被难官民援救回南。其中显赫者，包括礼部尚书廖寿恒、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曾广銮等。这场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辛丑年初，陆树藩再次派人前往京津地区将上年来不及登船的被难官商援救回南，其中包括聂士成的母亲等家眷。最后，救济善会还将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浙江三忠”的灵柩运送回南，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庚子救援行动虽然是依靠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倡导和支持才得以展开，但救援的经费主要来自民间捐款，具体负责其事的大多是江南丝商。救济善会的创办人、主持者陆树藩，作为浙江湖州人，其财力主要来自于丝业。济急善局的五位发起者中，庞元济、施则敬两人均出身丝商。济急善局以及随后扩展而来的东南济急善会，其日常办公地点便设于“盆汤弄丝业会馆”；有关济急善局或东南济急善会各种信息的发布，也均以“盆汤弄丝业会馆庞元济、施则敬”署名。可以说，东南济急善会的具体救援活动主要便是由“庞元济、施则敬”两位丝商筹划。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中，除了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两大救援组织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救援组织即协济善会，其主持者杨兆鏊也是丝商出身，协济善会也正是设在杨兆鏊的泰康祥丝栈中。
庚子江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整个十九世纪，茶叶和蚕丝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贸易和商业报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其中，茶叶长期占据第一位，蚕丝占居第二位。同治九年（1870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9%，蚕丝占39%；光绪元年（1875年），茶叶占53%，蚕丝占36%。虽然茶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却一直是蚕丝占据首位。因为茶叶为多口岸出口，浙、皖茶多由上海出口，两湖茶多由汉口出口，武夷茶则由福州出口，而蚕丝的出口几乎都集中在上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蚕丝产区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中尤以浙江湖州为最。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四年（1878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表示，该年“出口商品总值两，其中1800万两为蚕丝，800万两为茶叶”。次年，副领事阿连璧在“上海贸易报告”中直接指出，“蚕丝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列于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则列于首位”。江浙丝商的巨额财富就是在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下获得的。
不仅如此，庚子年间的南北殊途，与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也关系密切。以丝茶为主的出口格局使得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东南各省，因为丝茶产区主要集中于东南。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轮船、电报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利益分化，东南因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与文明，北省反之。久而久之，南与北，新与旧，俨然对立。进一步探讨，还可以发现庚子救援虽然是以“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的形象面世，但本质上仍是以乡谊为基础的救援行动，李鸿章称之为“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庚子救援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而正是“省界”意识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并最终改变了历史。
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
虽然是研究“救援行动”，但本书的问题意识既不因为它是兵灾引起的救援而归属于灾荒史的范畴，也不因为它是由善会实施的救援而归属于慈善史的范畴。本书首先是将这次救援行动视为一次事件，有开始有结束，有施救者有被救者，有详细的救援过程，有丰富的救援细节，即尽量完整地呈现这次救援事件本身，是本书最为着力的地方。
李鸿章
这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救援事件。从组织者来看，救援行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救援组织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前身是济急善局）可以说是直接秉承时任全权大臣李鸿章的意旨而设立。东南济急善会的京局更是依托李鸿章进京议和时所带幕府人员而设，且就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办公。此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留守京官实施了独立于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之外的救援之举；庆亲王奕劻也电谕各省在旗督抚捐款接济在京旗籍官民。完全可以说，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王公大臣与封疆大吏大都参与了这场救援行动。
盛宣怀
从动员范围来看，盛宣怀作为东南济急善会的首要主持者，利用其掌控的电报局以李鸿章的名义向“各省督抚河漕提镇藩臬运道”发电呼吁“设法劝助各省同志”，后来也的确得到了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可见，这次救援事件的动员规模事实上是超越了东南各省的范围，直接面向全国。从救援效果来看，据救济善会创办人兼主持者陆树藩言，“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实际上，将被难官商士民救援回南不过是此次救援行动的计划之一。随着京城秩序的逐渐恢复，两宫回銮的传言不断，许多京官并不愿意渡海回南，因此在朝廷俸禄尚无法指望的庚子秋冬之季，留守京城的京官们主要依靠东南济急善会通过各种方式筹汇至京的款项度日，据李鸿章奏稿言，东南济急善会“先后汇款至五十余万两”。此外，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还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规模的救援事件，就其本身便已具有独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笔者看来，且不论庚子救援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单由救援行动牵扯进来的各种问题或视角，已足以令我们对庚子国变产生新的认知和观感。既然是一次救援行动，那么下面这些问题便不得不进入我们的视野：庚子国变期间的北京城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况中？大批来不及随扈西行的京官们，在俸禄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如何求得生存？数量更多的京津平民百姓，在八国联军占领下何以过活？南北之间的交通何时中断？交通中断后，一些寓京南省籍人士如何克服重重障碍逃回南方？南北之间何时开始音讯不通？通讯中断后的东南社会如何获悉或想象北方境况？概言之庚子救援，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一个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
庚子救援行动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讯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在铸造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如果说本书在尽量完整叙述庚子救援事件之外，还有什么企图的话，那就是希望通过呈现庚子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来见叶知秋，即感受和体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常中国及其变化。
张之洞
事实上，对于这些日常世界及其变化的关注，反过来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重要政令何以出台？尤其是某些重要的历史进程何以能够成为现实？例如庚子年八月三日（1900年8月27日），行在军机处发布上谕，“现在已派庆亲王奕劻回京，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崑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均著作为留京办事大臣，随时商办一切事宜”。辅助奕劻议和的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中，只有陈夔龙一位汉大臣，而以陈夔龙当时的官阶品秩而言，显然是轮不到他作为留京办事大臣的。陈夔龙当时署理从三品的太仆寺卿，且不论正二品的各部院左右侍郎，单从一品的各部院汉尚书，当时在京的就有吏部尚书徐郙、兵部尚书徐会沣和礼部尚书廖寿恒等。为何是陈夔龙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据《梦蕉亭杂记》，八国联军破城后，陈夔龙借寓黑芝麻胡同胡砚孙宅，而胡宅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舒文之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陈夔龙派仆人前往舒宅探听消息，而舒文早已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成为当时中外得以接触沟通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渠道，崑冈、敬信、裕德等满大臣也多聚集在舒宅“会商要事”。用陈夔龙的话来说，“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
陈夔龙因此参与到崑冈等满大臣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是向行在报告他们与赫德会晤的情形，并请派庆亲王奕劻回京议和。该奏摺共有十人列名，除了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的八人外，还有舒文和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许佑身,而许佑身之所以能够列名，当是因为他和陈夔龙作为姻亲而同在胡砚孙宅避难之故。这封发于七月二十九日的奏摺，八月二日到达行在，是两宫自七月二十一日西行后，首次获悉来自京城的信息。行在军机处于八月三日向奕劻、赫德和崑冈等分别发布了三道上谕，内容完全与崑冈等人的奏摺相呼应，清廷中枢指挥下的中外沟通和联络由此正式开局。陈夔龙正是由此机缘而被派为留京办事大臣的。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正在逃难的两宫而言，明确知道仍留守在京的满汉臣僚，就是“均住东四牌楼迤北”的这十位列衔者，留京办事大臣从中产生合情合理。陈夔龙事后追忆，表示“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郭则沄更在《庚子诗鉴》中将陈夔龙被任命为留守大臣一事，称之为“异数”。不久，升任顺天府府尹的陈夔龙和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的兵部尚书徐会沣联衔上奏，便自称“兵部尚（书）·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臣徐会沣、留京办事大臣·顺天府府尹臣陈夔龙跪奏”。
南北之间的信息不畅成全了东南互保
再以电报通讯为例。当承平之日电报畅达之时，人们对于电报之于朝政大局的重要性可能没有太大感觉，然而一旦有事，则其重要性立刻凸显出来。前文所述清廷中枢在逃难初期，与各省督抚、留守京官的短暂失联所带来的人心动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东南督抚在策划中外互保时，南北之间电报通讯状况的不断恶化，恰恰又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发布“宣战诏书”，并谕令“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由于京城与外界的电报通讯在五月十二日前后便开始出现问题，上谕以“六百里加紧”的形式传递，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济南。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当即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表示“是以大裂”，并询“从何收拾”。盛宣怀当天便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东南互保”的倡议，并强调“须趁未宣战之先”，由刘坤一、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盛宣怀所谓“未宣战”，可由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袁世凯的电文只是略述上谕大意，特别强调朝廷“饬各省招集义民，成团御侮”，令盛宣怀误以为朝廷尚未宣战；二是或许在盛宣怀的意识中，只要各省督抚尚未接到宣战诏书，那对这些督抚而言，就是尚“未宣战”。后来盛宣怀《愚斋存稿》收录的电文便是更容易理解的“须趁未奉旨之先”。也就是说，李、刘、张“东南三大帅”从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获悉朝廷旨意，到正式接奉朝廷谕旨，其间有一个时间差，而“东南互保”正是在此期间筹议开局。从五月二十七日盛宣怀正式向刘、张二督提议，到五月三十日上海道余联沅奉刘、张电令，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开议“东南互保”庚子救援，“双方有机会互陈立场，彼此有所谅解”，时间虽然相当紧迫，刘张二督作出决策也很迅速，但兹事体大，决策者的内心不可能不反复考虑、多有踌躇。刘坤一在复电赞同前，曾专门致电张之洞探询“是否可行”，而李鸿章为鼓励刘张二督，也于五月二十九日致电盛宣怀明确表示态度：“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嘱咐盛宣怀“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
毕竟是抗旨不遵，如果这只是个别督抚的单独行动，结果可想而知；但如果是实力督抚们的集体态度，则另当别论。因而这些督抚们在“举大事”之前联络沟通，协调立场就显得相当必要。或许正是由于“东南三大帅”经过私下沟通达成了共识，刘、张二督于五月三十日“东南互保”开议之时，又会衔电奏朝廷，表示长江一带“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并请求朝廷“亟思变计”。上海道余联沅在“东南互保”会议上的发言，首先便是以“现在南北消息断绝，朝廷意旨未明”，为刘、张二督异于清廷中枢的决策提供必要的前提，并强调只要章程“由各领事调印生效”，则“不论朝旨如何变化”，刘、张二督都“必恪守章程”。显然，刘、张二督的如意算盘正是，在“宣战上谕”正式递到之前，造成“东南互保”的既定事实。在此期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还联名致电俄国外交部，声明彼等“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另外，盛宣怀一方面致电江鄂粤三督和苏浙皖三抚，指出宣战诏书“若一传播，则东南保护之议全裂，立刻危变”，请求“各大府飞饬各局，不准宣扬”；另一方面致电各电报局，“暂勿宣泄”宣战诏书，“致碍东南大局”。可以说，恰是南北之间的信息不畅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东南互保。
本文摘录自《庚子救援研究》，冯志阳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