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
虽然是研究“救援行动”，但本书的问题意识既不因为它是兵灾引起的救援而归属于灾荒史的范畴，也不因为它是由善会实施的救援而归属于慈善史的范畴。本书首先是将这次救援行动视为一次事件，有开始有结束，有施救者有被救者，有详细的救援过程，有丰富的救援细节，即尽量完整地呈现这次救援事件本身，是本书最为着力的地方。
这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救援事件。从组织者来看，救援行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救援组织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前身是济急善局）可以说是直接秉承时任全权大臣李鸿章的意旨而设立。东南济急善会的京局更是依托李鸿章进京议和时所带幕府人员而设，且就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办公。此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留守京官实施了独立于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之外的救援之举；庆亲王奕劻也电谕各省在旗督抚捐款接济在京旗籍官民。完全可以说，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王公大臣与封疆大吏大都参与了这场救援行动。
盛宣怀
从动员范围来看，盛宣怀作为东南济急善会的首要主持者，利用其掌控的电报局以李鸿章的名义向“各省督抚河漕提镇藩臬运道”发电呼吁“设法劝助各省同志”，后来也的确得到了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可见，这次救援事件的动员规模事实上是超越了东南各省的范围，直接面向全国。从救援效果来看，据救济善会创办人兼主持者陆树藩言，“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实际上，将被难官商士民救援回南不过是此次救援行动的计划之一。随着京城秩序的逐渐恢复，两宫回銮的传言不断，许多京官并不愿意渡海回南，因此在朝廷俸禄尚无法指望的庚子秋冬之季，留守京城的京官们主要依靠东南济急善会通过各种方式筹汇至京的款项度日，据李鸿章奏稿言，东南济急善会“先后汇款至五十余万两”。此外，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还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规模的救援事件，就其本身便已具有独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笔者看来，且不论庚子救援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单由救援行动牵扯进来的各种问题或视角，已足以令我们对庚子国变产生新的认知和观感。既然是一次救援行动，那么下面这些问题便不得不进入我们的视野：庚子国变期间的北京城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况中？大批来不及随扈西行的京官们，在俸禄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如何求得生存？数量更多的京津平民百姓，在八国联军占领下何以过活？南北之间的交通何时中断？交通中断后，一些寓京南省籍人士如何克服重重障碍逃回南方？南北之间何时开始音讯不通？通讯中断后的东南社会如何获悉或想象北方境况？概言之，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一个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
庚子救援行动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庚子救援，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讯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在铸造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如果说本书在尽量完整叙述庚子救援事件之外，还有什么企图的话，那就是希望通过呈现庚子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来见叶知秋，即感受和体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常中国及其变化。
张之洞
事实上，对于这些日常世界及其变化的关注，反过来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重要政令何以出台？尤其是某些重要的历史进程何以能够成为现实？例如庚子年八月三日（1900年8月27日），行在军机处发布上谕，“现在已派庆亲王奕劻回京，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崑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均著作为留京办事大臣，随时商办一切事宜”。辅助奕劻议和的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中，只有陈夔龙一位汉大臣，而以陈夔龙当时的官阶品秩而言，显然是轮不到他作为留京办事大臣的。陈夔龙当时署理从三品的太仆寺卿，且不论正二品的各部院左右侍郎，单从一品的各部院汉尚书，当时在京的就有吏部尚书徐郙、兵部尚书徐会沣和礼部尚书廖寿恒等。为何是陈夔龙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据《梦蕉亭杂记》，八国联军破城后，陈夔龙借寓黑芝麻胡同胡砚孙宅，而胡宅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舒文之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陈夔龙派仆人前往舒宅探听消息，而舒文早已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成为当时中外得以接触沟通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渠道，崑冈、敬信、裕德等满大臣也多聚集在舒宅“会商要事”。用陈夔龙的话来说，“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
陈夔龙因此参与到崑冈等满大臣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是向行在报告他们与赫德会晤的情形，并请派庆亲王奕劻回京议和。该奏摺共有十人列名庚子救援，除了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的八人外，还有舒文和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许佑身,而许佑身之所以能够列名，当是因为他和陈夔龙作为姻亲而同在胡砚孙宅避难之故。这封发于七月二十九日的奏摺，八月二日到达行在，是两宫自七月二十一日西行后，首次获悉来自京城的信息。行在军机处于八月三日向奕劻、赫德和崑冈等分别发布了三道上谕，内容完全与崑冈等人的奏摺相呼应，清廷中枢指挥下的中外沟通和联络由此正式开局。陈夔龙正是由此机缘而被派为留京办事大臣的。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正在逃难的两宫而言，明确知道仍留守在京的满汉臣僚，就是“均住东四牌楼迤北”的这十位列衔者，留京办事大臣从中产生合情合理。陈夔龙事后追忆，表示“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郭则沄更在《庚子诗鉴》中将陈夔龙被任命为留守大臣一事，称之为“异数”。不久，升任顺天府府尹的陈夔龙和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的兵部尚书徐会沣联衔上奏，便自称“兵部尚（书）·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臣徐会沣、留京办事大臣·顺天府府尹臣陈夔龙跪奏”。
南北之间的信息不畅成全了东南互保
再以电报通讯为例。当承平之日电报畅达之时，人们对于电报之于朝政大局的重要性可能没有太大感觉，然而一旦有事，则其重要性立刻凸显出来。前文所述清廷中枢在逃难初期，与各省督抚、留守京官的短暂失联所带来的人心动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东南督抚在策划中外互保时，南北之间电报通讯状况的不断恶化，恰恰又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发布“宣战诏书”，并谕令“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由于京城与外界的电报通讯在五月十二日前后便开始出现问题，上谕以“六百里加紧”的形式传递，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济南。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当即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表示“是以大裂”，并询“从何收拾”。盛宣怀当天便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东南互保”的倡议，并强调“须趁未宣战之先”，由刘坤一、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盛宣怀所谓“未宣战”，可由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袁世凯的电文只是略述上谕大意，特别强调朝廷“饬各省招集义民，成团御侮”，令盛宣怀误以为朝廷尚未宣战；二是或许在盛宣怀的意识中，只要各省督抚尚未接到宣战诏书，那对这些督抚而言，就是尚“未宣战”。后来盛宣怀《愚斋存稿》收录的电文便是更容易理解的“须趁未奉旨之先”。也就是说，李、刘、张“东南三大帅”从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获悉朝廷旨意，到正式接奉朝廷谕旨，其间有一个时间差，而“东南互保”正是在此期间筹议开局。从五月二十七日盛宣怀正式向刘、张二督提议，到五月三十日上海道余联沅奉刘、张电令，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开议“东南互保”，“双方有机会互陈立场，彼此有所谅解”，时间虽然相当紧迫，刘张二督作出决策也很迅速，但兹事体大，决策者的内心不可能不反复考虑、多有踌躇。刘坤一在复电赞同前，曾专门致电张之洞探询“是否可行”，而李鸿章为鼓励刘张二督，也于五月二十九日致电盛宣怀明确表示态度：“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嘱咐盛宣怀“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
毕竟是抗旨不遵，如果这只是个别督抚的单独行动，结果可想而知；但如果是实力督抚们的集体态度，则另当别论。因而这些督抚们在“举大事”之前联络沟通，协调立场就显得相当必要。或许正是由于“东南三大帅”经过私下沟通达成了共识，刘、张二督于五月三十日“东南互保”开议之时，又会衔电奏朝廷，表示长江一带“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并请求朝廷“亟思变计”。上海道余联沅在“东南互保”会议上的发言，首先便是以“现在南北消息断绝，朝廷意旨未明”，为刘、张二督异于清廷中枢的决策提供必要的前提，并强调只要章程“由各领事调印生效”，则“不论朝旨如何变化”，刘、张二督都“必恪守章程”。显然，刘、张二督的如意算盘正是，在“宣战上谕”正式递到之前，造成“东南互保”的既定事实。在此期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还联名致电俄国外交部，声明彼等“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另外，盛宣怀一方面致电江鄂粤三督和苏浙皖三抚，指出宣战诏书“若一传播，则东南保护之议全裂，立刻危变”，请求“各大府飞饬各局，不准宣扬”；另一方面致电各电报局，“暂勿宣泄”宣战诏书，“致碍东南大局”。可以说，恰是南北之间的信息不畅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东南互保。
本文摘录自《庚子救援研究》，冯志阳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