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冯志阳
庚子国变期间，京津沦陷，秩序大乱，南北交通中断，大量京官和难民危在旦夕。上海绅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发起、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救援。
这是一次非常时期由上海绅商发起、各省疆吏合力促成的大救援，其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施救对象之众、效果之著， 史所罕见。
庚子国变及其庚子救援的发生，与19世纪中外贸易的南北差异有重大关系。以丝茶为主的出口格局使得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东南各省，因为丝茶产区主要集中于东南。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轮船、电报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利益分化，东南因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与文明，北省反之。
久而久之，南与北，新与旧，俨然对立。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庚子救援虽然是以“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的形象面世，但本质上仍是以乡谊为基础的救援行动，李鸿章称之为“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庚子救援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而正是“省界”意识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并最终改变了历史。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劫掠的盛宴
七月二十一日，联军破城，两宫仓皇西逃。事发突然，两宫对京城留守事宜没有进行任何布置，所以对于大清臣民而言，北京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座无主之城。继清军溃勇之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带给这座城市以及它的居民以更大的灾难。以往有关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著作，对此问题多有关注，大都从烧杀掠淫等四方面进行概述，其目的在于揭露或控诉八国联军之罪行。本书将不再仅限于叙述联军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而是对联军破城后的整个京城乱象进行梳理。
联军破城后困守在北京城的仲芳氏用他的日记留下了这座城市“毫无王法”的一段时光：
七月二十三日，“各国洋兵，自二十一日扎队后，纷纷扰掠，俱以捕拏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
七月二十四日，“莠民土棍，皆倡言无处换钱，籴粜粮米，纠约匪徒肆行抢掠。钱铺、烟铺、粮店、米铺、当铺、布铺、绸缎、估衣等铺，城内城外均被抢夺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艺，不论铺之大小，货之巨细，但凡闭门逃走，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抢掳无遗。甚至将门窗栏柜，亦皆拆抢一空。不独贫穷之人与土匪无赖之辈打劫，就是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皆因城陷国亡，地方官隐匿，差弁吏役无踪，毫无王法可畏，故肆无忌惮也”；
七月二十九日，“通城各行铺户均被抢尽，渐及住户。凡著名富贵之家，多被明火撞门劫掠。连日前后巷居民被盗者，不下十数起。他处可想而知。莠民棍徒，三五成群，沿街侦访富户，洋洋得意，俱以抢夺为荣，抢多者为本领高强，抢少者为力弱无能。贫寒之家居然豪富，富足之家反成四壁皆空。天翻地复，皆因无王法可畏耳”。
从仲芳氏的叙述可知，联军破城后，首先是各国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进行抢劫；其次是“莠民土棍”纠约匪徒抢劫米铺、当铺等商铺；再则是“莠民棍徒”抢劫富户。也就是说，庚子年北京城秩序的彻底崩坏，完全是由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造成的。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中指出，“在使馆被解救以后，八国联军、外交官和传教士几乎立刻就开始进行劫掠”。许多历史记载表明，“外国军队和在北京的欧美平民都卷入了抢劫的狂热之中”，“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这场疯狂的抢劫之外”。以至于《悉尼晨报》（ ）用“劫掠的狂欢”来描绘争先恐后疯狂抢掠的场景。据称，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就曾率领一队人进行劫掠，她那些“价值连城的财宝”已经装满了87箱，而她还惊叫“还没开始装箱呢”！这种自发性的抢劫在侵略军将领们的默许下持续了好几天，最后由英国军队通过建立奖赏金分配委员会的方式，“率先将劫掠秩序化”。“奖赏金”是通过官方授权的“搜查队”收缴劫掠物品，并公开拍卖而筹集起来的。集中起来的“奖赏金”，按照军衔等级进行分配，如英军的分配标准是：中将指挥官每人10份，少将级军官每人8份，校级军官每人7份，上尉每人6份，中尉、少尉每人5份，准尉和印度军官每人4份，英国军士每人3份，印度军士每人两份，英国士兵每人两份，印度士兵每人1份。每份“奖赏金”的数量，则视总额而定。显然，这不仅仅是将“劫掠秩序化”，同时也是对劫掠的公开鼓励。
正是在侵略军和洋人疯狂劫掠的示范下，许多中国“莠民土棍”也加入了这场“劫掠的盛宴”，以冀获得一些残羹冷炙。仲芳氏有关中国“莠民土棍”参与劫掠的记载，在其他许多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恽毓鼎在日记中表示：“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高枏也记录道：“有买卖不做，但抢小粮食店，搬运空屋木器。回民各负口袋，在街东西望，凡粮店、贸易店无多人，即劫之。”庚子年间生活在北京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在回忆录中写道，“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是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就抢住户”，并特别表示“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着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装走，所以有此现象”。至于抢劫者，除了“各国洋兵”、“莠民土棍”、“土匪无赖”之外，大多都是穷民，“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高枏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京官的管家在哄抢当铺时，“首先奋勇劫得貂皮花衣等物”。齐如山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在围观抢劫当铺时，面对一件伸手可得的竹布大褂，为取舍而犹豫不决的一段心路历程：“我取这件大褂，虽然不能说是抢，也得算白拿，白拿他人的东西总是不应该的。再进一步说，我若白拿，索性就多拿，拿了一件，也是破戒，还是不取的好，遂仍丢下而去。”于此可见，抢劫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不但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是否伸手对于那些“儒雅体面之人”，不过是一念之间。
正因为抢劫太过平常，当时的北京城出现了两种现象，其一是除粮价奇昂之外，“估衣、珠宝、绸缎、古玩”之类的“上等之物”，“价值极廉”。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比如值十两银之货，一二两即可买来，多半是抢劫而得，并不知物之贵贱，急于出售，恐防失主认赃也。凡有钱有胆之人，莫不争买留存，以备太平之日，可渔数倍之利。”齐如山放弃“白拿”竹布大褂后，花一元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认为这“似乎比着白拿一件竹布衫还便宜”。其二是“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这句话是洪寿山据“时事”所编“西江月之歌词”中的一句，并自注曰：“余今已六旬矣，自幼至今，都城之变，未闻有如此者也。夫贫者抢掠之物，有盈千逾万之富者多矣。故富者逃出而外伤之，家中余资而内伤之，以致富者家产空空也。”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叙述骡马市大街以南美国占领区的繁华和热闹时，评论道：“世面虽丰，大半为抢劫匪徒而设。易得之财，视如粪土。任情挥霍，终日宴乐，尽付嫖赌之区。若安分之人，饔飨难继，焉有闲钱快乐乎。”
对于抢劫成风、贫富颠倒的原因，仲芳氏认为“皆因无王法可畏”。同仲芳氏一样，洪寿山也感叹因“国无法政”，致使“街市抢夺横行，世界颠倒不分明”。实际上，在联军入城之时，虽然地方官大都四散逃命，但亦有坚持职守者，如中城御史陈璧“骑马衣冠巡于市”，并于街衢张贴安民告示：“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官宅，各安生业。匪徒抢掠，格杀勿论；拿送到城，立即正法。”但是，当陈璧“遣一差官入前门往东，洋兵阻之，且搜其身，仍不令前行”。即使是张贴安民告示，遇到疯癫之人将面糊碗打烂，亦毫无办法。陈璧本人甚至曾被德军抓去做苦力，经齐如山前往营救，才被释放。于此可见，中国的“王法”和官员对于联军入城后的京城秩序已完全失去作用，有效的只能是联军的禁令。
据《时事志略》所记，日本于七月二十五日“出示晓谕，而抢掠渐熄，人心稍定”。又据《高枏日记》，七月二十五日，“洋人出示安民，嘱居民照常买卖，毋得惊恐，有鸡鸭送先农坛”。华学澜在日记中也记载了英国人的安民告示庚子救援，大致谓“阜成门大街以南、宣武门大街以西，及前门大街以东地方均暂归其国辖管。所有华民宜各安生业，照常居住。出售食物，必公平给价，决不勒掯。华人如持枪械及有抢夺等事，即行正法。如某房内放枪，即将房焚烧。如有武官来索兵器，有者即刻交出，若有隐匿，一经觉察，即将房焚烧等语”。对于这份告示，华学澜的评价是：“绝未道及洋人抢夺事，未免偏袒。”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份英国人的安民告示是七月二十六日张贴，次日华学澜的邻居颐菊泉家便有洋兵前来抢劫。此前，华学澜与颐菊泉刚刚将院墙拆通，“缘前街数家皆已拆通”。不久“洋人到伊家，伊太夫人来避，其家人被打血出，亦来避。少时闻洋人去，乃归。午前，伊院洋人又来，老媪携幼孩均来避”。当时之北京居民，邻里之间多有约定，洋人至甲家，则其家眷到乙家躲避，反之亦然。如仲芳氏《庚子记事》所载，“是以商定如洋人进院，老太太与晓莲及三奶奶均至东邻冯宅院中藏避；其余并不躲闪，生死由命而已”；“一闻洋人敲门，举家莫不惊惶，急向东院冯宅茅厕夹道中躲避，烈日之下，熏晒难捱，百川胆小，望风闪藏，远闻街上犬吠人声，即在院中惊呼‘来了！来了！’使人益觉心摇。”杜某之《庚子日记》亦有类似记载：八月二日，“将欲食饭，倭人到蔡宅，教渠下人拉胡琴，坐久不走。蔡宅两个小姐从窗户到我院”；同日，倭人“快到我大门，余同五妹扒窗到蔡宅”。
高枏之被劫，也是发生在洋人出示安民之后。高枏日记详述了整个被劫过程：“茂在案看余日记，闻开门声，扬头一看，曰：‘洋人来了。’到客厅，示以毕子明所写字，看后，仍翻理箱物。先指西壁廿二史之宋史一匣，嘱开与看。而钥匙未在，渠坚要看。取匣上佩文韵府开示之，渠乃举宋史匣一摇，似知为书。又开东壁之书箱二口。知书外无物，遂进七兄上房，开箱，而钥匙皆带去昌平，乃锤开一二口，见无可取者。又举一箱，甚重，疑有银，喜甚。又锤开，则在泸带来之响锡在焉。取其一锭，以锤未开之锁，锡软而铜硬，乃弃之。其心不肯舍，复取而锤之。连开十余箱，又开十三房，见箱用麻布麻绳捆裹，益疑有重物。必开，则取双花袖、玳瑁圈、镀金镯、玉圈以去，藏诸腰。适石孙回，急往寻曾袭侯以来，恰搜至学堂，陈仲苏书箱在内。曾侯入，以洋语问其干甚。伊问此何人所居。曾曰：‘我朋友。’且指其所拿镯及帕袖等曰：‘你们何故犯本国规矩，拿人衣物，还不快走。’洋兵乃行。”高枏被劫只是联军占据北京期间极其普通的一起抢劫事件，不但史书上不屑记载，即使是在当时的京官圈子中，这样一起抢劫事件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它实在太平常，损失也不大，也无人员伤亡。但正因为它的普通与平常，反而益见当时的北京城秩序之混乱，在京中国人，无论京官或平民，其生命财产之毫无保障。
实际上，正是因为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广泛存在，才使得联军入城之初的北京成为抢劫者的天堂。八国联军彻底摧毁了北京城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得“王法”荡然无存，同时又放任乃至鼓励洋兵、传教士等西方人的劫掠，并将其视作对中国人的复仇。洋兵不仅自己抢劫，而且还处于抢劫食物链的高端，能够对中国抢劫者的“战利品”进行有选择地再次劫掠。高枏曾在日记中记录一处当铺被抢的具体状况：“乱民全抢当铺绸店；洋兵旁观，挟物走者，命开包与看，有银则拿去，余则否。”这表明，当八国联军成为北京城事实上的主宰之后，劫掠似乎也成为洋兵和传教士等西方人的一项合法权利。一些中国人，尤其是懂外国语言的华人翻译也正是打着洋人的旗号大肆抢劫疯狂敛财，以致于庚子后担任顺天府府尹的陈璧专门上摺参劾同文馆之教习学生：
自七月二十一后，内外城各段大小洋官需用华人翻译，遂取材于此。固有一二自好之士，甘于养晦，不为彼族所用者。亦有身虽受雇，而其心尚知有国家，遇事调护藉以保全者。夫以彼挟此片长，值毫无依赖之日，降志辱身以相从庚子救援，原可无事苛责。乃有倚势作威，不知顾忌，鲜衣怒马，跋扈飞扬，事事蒙混洋员，遂至勾结匪类，讹诈官绅商民，掠取财物，全无心肝；又有谋充翻译而不得，及既充翻译而被黜者，竟敢串通洋兵，始则搜索在京富户，继则潜往近畿州县，藉端诈财，无所不至。
这些同文馆的教习学生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之所以尤为引人瞩目，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与洋人的紧密关系，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无所顾忌，并因而显得特别猖狂。华人翻译尚且如此，洋人则何须多言！华人翻译在庚子国变期间的恶名昭著，恰好证明了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行为是联军破城之初北京城变为抢劫天堂的罪魁祸首。 （文中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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