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书著作分《学》《庸》、《论》《孟》二组的传统与《孟子》升经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深远。此书版本一般以《学》《庸》《论》《孟》为次，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起初次第是《学》《论》《孟》《庸》，后来书坊为了刷印装订方便子夏易传是谁写的，始将篇幅较小的《中庸章句》提到紧随《大学章句》之后：
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卷三五，四库本，书前提要同）
《四书集注》原本次第之说并非四库馆臣首创。笔者对《四书集注》的版本没有研究，以管见所及，明初永乐间官方编纂《四书集注》衍生著作——《四书大全》，尽管其原始编次是《学》《庸》 《论》《孟》，且为后世大多数版本所沿用，然而确有万历间（1573-1620）周士显校正留耕堂周誉吾刻《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十八卷本、清刘孔敬较阅梦松轩本和四库本即依此为序，可见此说至晚到明万历年间就有了。那么问题是，朱熹当年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否即依此编次，抑或采用别种不同于《学》《庸》《论》《孟》的编次？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四书章句集注》无论成书还是早期流传，都是《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一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一组，因而不可能出现两组之间的交叉关联。至于读书次第，自然可以与藏书之编次区别开来。如果认为读书只能按版本的编次依次读下来，那是荒谬的，完全经不起推敲。即便是一本书，读者也可以从任何一页或者一个篇章开始读。何况四书的目录学性质始终界乎丛书和单部著作之间，甚至丛书的性质是主流。而丛书的编次始终是松散的，特别是早期。即便时至今日，一个人得到一套《四库全书》，难道第一部只能读《子夏易传》，而《中原音韵》则必须留到最后？其机械迂阔有不待言者。
当然《大学》居《中庸》前，与《礼记》中的篇第恰好相反，应该还是跟《大学》属入门读物、《中庸》比较难有关，也即照顾到了朱熹关于《学》《庸》难易程度的判别。至于《论》《孟》的顺序，无论依内容重要程度、作者时代先后，还是朱熹关于四书研习次序的论述（包括阅读难易），都起不到区别作用，结果都是《论》先而《孟》后。
关于分两组的问题，已有许家星于2013年撰文，根据朱熹的生平资料论证得很清楚，例如说“（朱子此时对四书的处理是）《学》《庸》并提，《论》《孟》并提，并无四书合刻”。本文主要从目录学和版本学的角度做一点补充和申发。
其实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分两组，各组子目的书名一属“章句”一属“集注”，即已很能说明问题。与《章句集注》配套的先导著作，《论》《孟》有《精义》（或《集义》等等），而《中庸》是与石
《集解》相对的《辑略》，《大学》则无相应的成熟编纂，也能看出《学》《庸》与《论》《孟》在内容关联度上联系不强。从非正文构件看亦然，朱熹于《学庸章句》俱有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序，于《论孟集注》则皆为序说，而二书共享的《读论语孟子法》则更加证明《论》《孟》二书在写作上即属于一组。类似地，朱熹于《论孟精义》也有统一的干道八年壬辰（1172）序，有统一的《论孟精义纲领》，后者区别于《论语精义纲领》和《孟子精义纲领》。
早于或同时于朱熹的学者，而且不限于二程学脉，其四书范围的著作也常常以《学》《庸》为一组，《论》《孟》为一组。例如现存最早的私藏目录，南宋尤袤（1127-1202，一说1194）《遂初堂书目》于“礼类”载“玉泉（当即喻樗）《中庸》《大学》、朱氏（朱熹） 《中庸》《大学》、四先生《中庸》《大学》解”，于“论语类（孝经孟子附）”载“王逢原（王令）《语孟解》、程氏《语孟解》 ……颍滨（苏辙）《论孟拾遗》、五峰（胡宏）《论孟指南》、……《论孟集义》”。
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衢州本于卷四“论语类”载程颐“伊川论语说十卷”、尹焞“尹氏论语义十卷”，于卷十“儒家类”载程颐“伊川解孟子十四卷”。
淳佑九年（1249）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上（载袁州本《昭德先生读书志》卷五）“经解类”于礼载朱熹“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辑略二卷、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于语孟载朱熹“论语精义十卷、孟子精义十四卷”、朱熹“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张栻“论语说三卷、孟子说七卷”。
陈振孙（约1183-1261）《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礼类”载司马光（1019-1086）“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张九成（1092-1159）“中庸大学说各一卷少仪解附”、朱熹“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朱熹“中庸辑略一卷”，卷三“语孟类”则载王令“王氏论语解十卷孟子解五卷”、尹焞“尹氏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张九成“张氏论语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张栻“南轩论语说十卷孟子说十七卷”、朱熹“语孟集义三十四卷”、朱熹“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朱熹“论语或问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戴溪（1141—1215） “石鼓论语答问三卷孟子答问三卷”、陈耆卿（1180-1236）“论语纪蒙六卷孟子纪蒙十四卷”。
元代仍然可以看出。如元胡师安《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载“语孟集注”。马端临《文献通考》于卷一八一“礼”类著录张九成“张无垢中庸说六卷、大学说二卷”、朱熹“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各三卷”、朱熹“中庸辑略二卷”，于卷一八四“论语”类载王令“王令论语十卷”、程颐“伊川论语说十卷”、尹焞“尹彦明论语解十卷”、张九成“张氏论语解二十卷”、张栻“南轩论语说十卷”、朱熹“论语集义三十四卷”、朱熹“论语集注十卷”、朱熹“论语或问十卷”、戴溪“石鼓论语答问三卷”、陈耆卿“论语纪蒙六卷”，于“孟子”类载程颐“伊川孟子解十四卷”、王令“王逢原孟子解五卷”、尹焞“尹氏孟子解十四卷”、张九成“张无垢孟子解十四卷”、张栻“张南轩孟子说十七卷”、朱熹“晦庵孟子集注或问各十四卷”、戴溪“石鼓孟子答问三卷”、陈耆卿“陈寿老孟子纪蒙十四卷”。值得注意的是马书自“张无垢孟子解十四卷”至“陈寿老孟子纪蒙十四卷”的五个条目只有一条总注：“说并见'论语'条下。”足证马书虽然依其类目将《论语》《孟子》著作分开叙述，然而著作内部的关联却无从抹杀。《宋史·艺文志》（卷二百二，四库本）于“礼类”著录“吕大临大学一卷又中庸一卷”、“司马光等六家中庸大学解义一卷”、“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辑略二卷”、“张九成中庸说一卷大学说一卷”、“司马光中庸大学广义一卷”、“陈尧道中庸说十三卷又大学说十一卷”、“谢兴甫中庸大学讲义三卷”。论语类和卷二百五子部儒家类从略。
四书类著作两组书写作时间可以不同，当然也完全可能只撰写四书两组中的某一种；但在作者和收藏者的意识当中，《学》《庸》一组，《论》《孟》一组，观念一直如此；只要作者注解其一，就有倾向注同组的另一部书（当然可以注意，宋代仅发生过只注《中庸》不注《大学》而没有相反情况，这与《大学》属入门读物，比较简单有关）。这种《论》《孟》一组的著述习惯，已经造成了《孟子》在目录学上由子升经的升格运动；四书的推动力，至此则尚未形成。直到朱熹后学有关四书的系列著作大规模出现，始渐次造就出牢固的四书观念。这种新观念的首要特征，是于四书不再分拟“章句”“集注”那样不同的书名，而是使用统一的书名；甚至不再为四部书分别作序，而是统一撰一个序（跋）。约明代以后，这种观念又有了新发展，即不少四书学著作于各卷通题“四书某某卷第一”至“四书某某卷第几”，其下再分《学》《庸》《论》《孟》，而不像宋元那样于四书分别题“大学某某卷第一”至“大学某某卷第几”、“中庸某某卷第一”至“中庸某某卷第几”、“论语某某卷第一”至“论语某某卷第几”、“孟子某某卷第一”至“孟子某某卷第几”等等。直到此时，四书作为丛书的地位才遗失殆尽，变成纯正的单一著作，这是四书观念发展的极致。倘囿于后世的四书观念来套在古人头上，就会框住历史，出现认识上的偏执。
然而宋元时期的朱熹后学即便使用统一的书名，也可以看到他们依然有二组分撰的倾向。如真德秀生前只编写了《中庸集编》《大学集编》，而《论语集编》《孟子集编》则是后学据《西山读书记》等资料补辑（详四库提要）。蔡模今传《孟子集疏》十四卷，但据赵顺孙《四书纂疏》，着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详四库提要），可见蔡氏著书也是《学》《庸》一组，《论》《孟》一组。金履祥既有《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又有《大学章句疏义》一卷。其《论》《孟》著作名“考证”，是避赵顺孙《四书纂疏》之名（详四库提要），则其疏《大学》时或许尚未见到赵疏，情况与蔡模未必相同。
二、《四书集注》早期流传是《学庸章句或问》一组，《论孟集注》一组
今天比较容易见到的朱熹四书著作，是以《“四书”集注》、《“四书”或问》、《中庸辑略》、《论孟精义》的形态流传。但在早期的流传形态，却是《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甚至还有《中庸辑略》一组，《论孟集注》一组。从本文前一部分所引宋元书目有关的著录，已经非常明显。当时的史料也可以证明。如端平元年“十月丁卯，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真德秀奏乞进读文公朱熹《大学章句》《或问》，从之。”（《宋史全文》卷三二页三八，四库本）真德秀《劝学文》亦谓“南轩之《论》《孟》说、晦庵之《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孟集注》则于学者为尤切”（《西山文集》卷四十页三，四库本）。像现存最早的宋当涂郡斋刻大字本《四书章句集注》，尽管不含《或问》，但同样是先刻了《论》《孟》（嘉定十二年，1219），然后又刻了《学》《庸》。其《大学》后有淳佑十二年壬子（1252）马光祖识语：“当涂郡斋旧有文公《语孟集注》。……光祖朅来假守，依仿规制，取《中庸大学章句》并刊之，足成四书。《语》《孟》岁月浸久，间有漫灭，就加整治。”既然识语在《大学》卷末，文中叙述亦以《中庸》《大学》为序，足以确认刊行者是认为《中庸章句》居《大学章句》前的，这恐怕是因为《礼记》中《中庸》居第三十一，《大学》居四十二所致，与朱熹二《章句》原本的次序无关。这尽管与马光祖等人于朱子学不够熟悉、深入有关，但还是能说明丛书中的次第不是那么要紧。
至于《论孟集注》何以未与相应的《论孟或问》一组流传，是因为朱熹在世时很早即顾不上同步修订《论孟或问》，因此后来一直向友人及学生说明《论孟或问》已与《集注》不相对应，可以不看。这一方面是因为《论》《孟》篇幅较大，修订一遍大费周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论孟精义》在不断补充扩大。今传本只限于二程学脉，但朱熹后来已经把采择范围大大扩大了，从而大大增加了同步修订《或问》的难度。而《学庸或问》则篇幅较小，尤其是注解《大学》者鲜，写作时需要照顾到的羁绊较少，所以朱熹生前一直与《学庸章句》保持了同步。这种篇幅上的对比，典型的例子是宋代有人刻行了《大学或问》二卷《中庸或问》二卷《论语或问纂要》□卷《孟子或问纂要》一卷。朱熹《晦庵集》里凡涉及到《或问》之书信，绝大多数都是讨论《学》《庸》，尤其是《中庸》的。而《论孟精义（集义）》又何以未与《论孟集注》一组流传，则主要是卷帙较大之故。像前引宋元目录著录可以看到，《大学或问》是紧跟《大学章句》，《中庸或问》仿此，而《论》《孟》则永远是《集注》一组，《精义》一组，而非《论语》一组，《孟子》一组。
明永乐编《四书大全》时，就是采用了带有《或问》的原始版本，所收解说除陈祥道、二程、谢良佐、朱熹外，尚有蔡渊、陈淳、程若庸、真德秀、卢孝孙、赵顺孙、黄渊、陈栎、倪士毅、东窓李氏等等很多家。这些人未必都注过《或问》，只是因为他们注《四书集注》时会倾向于把《或问》、朱熹文集、《朱子语类》等材料都用进去，所以会存在相关内容。但的确存在注者把《学》《庸》二《或问》作为单独的解说对象。如宋熊禾《四书章句集注标题》二十一卷，就包括《大学或问》和《中庸或问》各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三三一九号，下文引同书只注编号）。元张存中《四书通证》于《大学》即题《大学章句或问通证》，《中庸》仿此。《四书大全》前身元倪士毅《四书辑释》分别于《学庸辑释》后各列《朱子或问》一卷（三三四三号）；许家星文则注意到倪书两大来源之一胡炳文《四书通》“收入《学庸或问》”（第11页，不过笔者于四库本胡书中尚未找到相应内容）。这些是《四书大全》带有《学庸或问》的最直接动因。
这种带《学庸或问》的《四书集注》，直到明代依然不鲜见。有明确年代的版本至晚到嘉靖。今天能见到的带《或问》的《四书集注》版本中，最早的是两个元刻本。一为至正二十二年（1362）沈氏尚德堂刊本（三三○二号），含《大学章句或问》一卷《中庸章句或问》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一本具体年代不详（三二九七号），是《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明代版本除年代不详者外，均晚于永乐（一四○三-一四二四）。最早的是正统十二年（1447）司礼监本（三三○○号），为《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一卷《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又有成化十六年（1480）吉府刻本（三二九八号），分卷同司礼监本；嘉靖（1507-1566）应槚刻本，《论语集注》分二十卷（三二九八号）；嘉靖吉澄刻本则《孟子集注》分七卷（三二八七号）；嘉靖四十三年（1564）益藩乐善堂刻本《四书集注》仅存《学》《庸》部分，分卷亦同司礼监本。此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著录的明本尚有三三○一号，分卷亦同司礼监本；三三一六号、三三一八号，分卷同应槚刻本；三二八九号，分卷同吉澄刻本。徐德明认为明代带《学庸或问》的《四书集注》刻本俱出司礼监本，单从分卷看似无太大问题；认为明司礼监本出永乐《四书大全》 ，而《四书大全》出元尚德堂本，则似有再验证的余地。因为其一，元代至少尚有另一个本子也带《学庸或问》，今天见不到的宋本永乐年间（甚至更晚）也很可能见到，正统年间司礼监本甚至更晚的明本也存在径据宋元旧本的机率；其二，《四书大全》是《大学》不分卷，《中庸》无论《章句》还是《或问》都分上下卷，这与已知元本和后来的司礼监本都不同。这种问题只能通过细致的校勘得以解决。
带《学庸或问》的《四书集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是《论孟或问》在日益成熟、强大的四书观念的作用下对《学庸或问》的吸引，以及《四书集注》在科举中居核心地位带来对《学庸或问》的排斥，使《学庸或问》脱离了最初的流传“团队”——《学庸章句》，转投了其实“落伍”、不太有资格与自身匹配的《论孟或问》（《四书或问》结集过程在明弘治以后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凡解说《四书集注》特别是编纂“大全”类资料汇编的四书著作，往往要参考甚至大段打散引用《或问》，导致《集注》附带独立成帙之《学庸或问》的必要性降低。
当然，笔者猜测朱熹绍熙元年庚戌（1190）于临漳所刊四书，或许是按照《学》《论》《庸》《孟》或《学》《论》《孟》《庸》的次第编排。《书临漳所刋四子后》使用了“先后”的字眼：“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子夏易传是谁写的，以先后之。”（《晦庵集》卷八二页四十至四一，四库本）。朱熹向别人追述时用了同样的字眼：“是以顷年尝刻四古经于临漳，而复刻此四书，以先后其说，又略述鄙意以附书后。”（《答曹元可》，《晦庵集》卷五九页七）所谓“先后其说”，似乎即指经子各品种的评骘暨排序。《学》《论》《庸》《孟》是文中所述程子教人之次，但现存二程文献中找不到。当然文中主要述四书相对于六经的基础优先性，《学》《论》《庸》《孟》只是依朱熹所认为的作者时代先后而已，其内部次第相对而言没那么重要。而《学》《论》《孟》《庸》，许家星文主此次第，是依文中朱熹的点评做的调整，符合朱熹六十岁以后关于研习四书最常说的一种次序。这应该是朱熹在写书刻书过程中考虑四书整体次第绝无仅有的一次。但假如只是依作者年代先后排列（也即《学》《论》《庸》《孟》），则其历史意义，微乎其微。
本文原载《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7。此次推送略去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