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易正义和周易集解哪个好
我个人认为周易集解好
2、周易集解的李鼎祚《周易集解》与时代风尚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正处于唐中后期,唐诗、科举的兴盛,《五经正义》的编修,使经学处于衰弱之际。在《易》学上,王弼、韩康伯玄学义理《易》独统天下,两汉象数《易》学几成绝微之热。《周易集解》的编纂与当时经学上少许学者的动向有相近之处,成为经学复兴、时代反动的一个表征,从历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南北朝时,经学出现分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固。自隋统一天下之后,经学也开始走向统一。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为统一儒学,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修订完成,中再经修改重订,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五经正义》的经文、训诂、义疏被规定成为当时惟一的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不合《正义》,就被斥为“异端邪说”,经学发展受到阻碍。
对《五经正义》进行深入贯彻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唐采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经学发展最受影响的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帖文”和“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帖文”又称“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要求举子填写出一段经文中被覆盖的一行或几个字。这种方式完全需要应举者有良好的记忆能力,只要记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试大义主要由考官当面访问考生经书大义,后来又发展成为 “墨义”,即以书面形式作答。考察评判考生回答的优良程度是以编写认可的经文注解,尤其是孔颖达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为标准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试、墨义同样是对考生记忆能力的大检验,完全扼杀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由此被社会上有学之士轻视。
与明经科相比,进士科则长盛不衰。明经科只需熟读默记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中式,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所以进士科比明科困难许多,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诗赋的兴盛使经学相形见绌,走向衰微。
在经学衰微的年代里出现与众不同,有所创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书》卷200:“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朱彝尊以“独未及鼎祚”为憾,已将李鼎祚《周易集解》与之并为一类。唐代经学的转变犹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为重,将李鼎祚与他们并列,也就认可了李氏在《易》学上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含义。全祖望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他曾考究唐五代时的《易》学成就,将李氏《集解》别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献之功而倍加重视。《鲒埼亭集外编》卷23《周易义序》称:“唐人经学最草草,见于史者不过数家,《易》只推蔡广成一人。广成所着《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人《一斋书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见。其余则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诸家,恐皆无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辑三十六家之绪言,在唐人说《易》,别为一派。其余则郭京、邢瓙之书,然则文徵《易义》足备正义以后之一种,不可听其无传也。五代则蒲乾贯有《易》学,亦谈象数者。总之关、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传者,皆当存之,以备时代,不当苛论于其间。”
在《唐经师从祀议》一文中,全氏更对唐代经学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细微,足资参考。其言曰:“唐之经学可谓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风,能以经术立言,自后诗赋日盛,而经学之衰,日复一日,稍有讲明其际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壶挽末俗。然使无此数人,则经学将遂为哑钟,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学派也。……其三百年中有为兼通五经之学者,陆氏而后曰褚无量,曰马怀素,曰王元感,曰元行冲,专门名家之学《三礼》则魏文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则李鼎祚、蔡广成,《春秋》则啖助、赵匡,《诗》则施士丐,斯数人者,犹能守先圣之绪言以传之后,虽其言未必醇,而不为无功于经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赵氏其书尚存,多为后学所采,则亦不可泯其劳矣。”在经学衰微的时代里,少数学者识别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难的环境中将经学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在经学史上承上启下,其作用自当另眼相待。全祖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再次将李鼎祚列入啖助、赵匡等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学者之列,更有力地说明他们在经学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为深切透辟。 唐初孔颖达修撰《周易正义》,他舍弃了两汉象数《易》学,而以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为基础,再加诠释,在的影响下,一时义理《易》学独揽天下,习学象数《易》学者寥寥无几。宋人赵师秀(紫芝)就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正义提要》更评论说: “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然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义理《易》学一枝独秀,而舍弃两汉象数《易》学的成果,不免精华与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颇。李鼎祚看到了学术上的缺陷,认为象数、义理均含《易》道,不应有所偏滞。在义理《易》学横行的时代,他矫枉难免过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数《易》学的面目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3《周易窥余提要》称:“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看来,李鼎祚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在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李鼎祚敢于独树异旗,别为一派,逆时而动。这看似违背《易》学发展的事,却恰恰推动了《易》学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再次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象数、义理两大派,各取所长,综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独树新风。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周易集解》保存了易汉学的许多文献资料,是考辑唐以前易学的重要参考书。清代汉学家特别重视《周易集解》,把它视为表彰易汉学和批评魏晋玄学之易学的榜样。今天我们研究易汉学也要倚重于此书。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甲已广为人知,但真正知晓其人生平事迹,其书篇卷流传情况的人却寥寥元几。孟子讲知人论世,从李鼎祚的生平及其书的刊刻流传中更能加深人们对《周易集解》一书的认识。李鼎祚在编纂方法上以集解为主,收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为主轴,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为清人复兴汉代《易》学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所创新的颇富新意、优点突出的编纂方法引来房审权、李衡、程颐等人的效仿,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李鼎祚在编纂《集解》时虽以集解为本,但他仍以多种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学观点。他义理、象数兼重,而尤以补辑象数《易》为己任,将编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义理上,李鼎祚也有独特的表现,他在王弼、韩康伯的路上继续融合《易》、《老》,在郑玄、干宝等以史证《易》的基础上也有所进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对整体系统地把握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仍有指导意义。
李鼎祚在经学衰弱、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敢于创新,在艰难的环境下推动了易学的发展,也为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珍视的少数几部经学著作之一,从而深深影响了《易》学乃至整个经学的历史。
3、周易全书周易全解第四十二集,周易集解,周易全解,周易本义等是什么意思
就是《周易》是一种形象字典。因为《周易》的原文,也叫爻辞,每一句都是夏商时期的历史。用历史来承载形象。例如 归妹卦是 帝乙为了平衡内部矛盾嫁妹妹的故事。但是384爻,这些故事都失传了。现在的人只能找解释了。所以很多人用不同的历史,文化角度,解释了周易。重新赋予形象。但是都没有原汁原味的强。
4、周易全书、周易集解、周易全解、周易本义等是什么意思?
周易大全,是周易整本书的内容,以及周易的相关东西;周易通解是把周易从头到尾解释一遍;周易正义是前人理解周易有错误,自己给改正过来,上面既有别人的观点,也有自己的观点这种书估计是学术性的;周易大传,是对周易的起源、发展等做的解释;周易正宗也是对周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不一定是学术性的;周易经传,经传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内容,经是周易的文字,后边的传,是对经的解释、补充和引申,这个学术性也很大;周易精解,是对周易的解释,不多说;周易校注,是对周易的学术性补正,是对周易在理解方面的一遍一遍的更正,探讨;六十四卦经解,是对六十四卦卦象由来、产生、解释、用途的解析。
5、周易集解的《周易集解》的篇卷
关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称十卷。晁公武说:“《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他所说的“唐录”盖指《新唐书·艺文志》。李焘不赞成此种观点,说:“按《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邯郸图》遂称七篇逸,盖承唐史之误。”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也赞同此说。清翁方纲对这种卷数的差异再次作了深入的考察:“案李鼎祚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类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盖《唐志》总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书名言之。晁公武、马端临、李巽岩(李焘号巽岩)之徒,或以为集注内亡失七卷,或以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黄以周《儆季文钞李氏周易集解校本叙》所考更为详实:“自序其书云:凡成一十卷,《中兴书目》同。《新唐书·艺文志》云十七卷,与自序异。考《宋志》五行类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李氏自序中亦有别撰《索隐》之语。盖《宋志》所载七卷,即所谓别撰者。是自序云一十卷者据《集解》一书言也,《唐志》云十七卷者据李氏全书言也。李氏别撰之书盖术数家言,故《宋志》入五行类。……自北宋时《集解》盛行,别撰之书寝废。故《崇文总目》称七篇逸,《郡斋读书志》言‘《集解》止十卷,始末皆全无所亡失’,皆实录也。但王尧臣于逸七篇不著别撰之书,晁公武又谓‘据《唐录》十七卷,今十卷为后人所并’,未免疏舛,而后之刊是书者,或分为十七卷,或合附录《略例》一卷,改序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皆非李氏原本。”
今查《宋志》所著录者确如翁氏、黄氏所言。但兵书类还有:“李鼎祚《兵钤手历》一卷。”此若以类相别,似无可疑,而《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李鼎祚《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如此,《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隐》,还是《连珠明镜式经》分析而成,并不可确断。因此,翁方纲、黄以周之说没有充分的证据,更何况王尧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别撰之书!
《四库全书总目》则称:“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总目》未言《索引》为何为六卷,仅据推测以合十七卷之数,亦不可信从。胡玉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以翁氏、黄氏之说以驳《总目》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诸说虽多不可信,但自宋以来,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数为十卷则无疑义。王应麟更认为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身有误。明代毛氏汲古阁重刊《周易集解》,对该书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则变乱了《集解》原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极明:“是书《新唐书·志》作十七卷,《崇文总目》、《绍兴续编四库阙书目》、《中兴书目》(自注:见《玉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则是书自宋以来止有十卷周易全解第四十二集,无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而宋以来之卷次遂不可复识矣。”由此可知,汲古阁在刊刻《周易集解》时好古求奇,将其书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称:“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凡成一十卷。”所以,又改自序“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广为流传。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种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称:“或作一十卷,《新唐书》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兴书目》、《通考》作十卷。”今传《周易集解》多作十七卷,如《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即是。《雅雨堂藏书》作《李氏易传》也是十七卷。只有《秘册汇函》所收为十卷,题名《易传》。四库馆臣于所辑《崇文总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称:“谨按鼎祚自序称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盖删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真可谓不加考订的荒谬之说。
6、周易集解纂疏和周易折中内容一样吗
孙振声的《白话易经》 孔颖达《周易正义》 李鼎祚《周易集解》 朱熹《易本义》 程颐《易传》 李光地《周易折中》 惠栋《易汉学》 《周易集解纂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