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一经签订，中外震惊。中国人感到诧异，堂堂的大清帝国打不过西方列强也就算了，怎么连小小的倭奴都能够这么欺负我们？英法等列强也感到诧异，他们诧异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软弱无能，面对着日本的狮子大开口，竟然无力讨价还价，甚至为了求和不惜放弃了满清的龙兴之地辽东。
于是乎，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找寻救亡图存的方法。而外国人，在中日战争之后看透了清王朝的无能，他们又纷纷拿起了屠刀，继续宰割着大清帝国。这段时间，以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最为积极。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光绪皇帝坐不住了，家国天下，祖宗故事，不能毁在他的手里。因此，光绪皇帝开始接受一些先进中国人的主张，进行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活动。当然，光绪帝这样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要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希望通过变法运动来加强自己的皇权。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一系列党争，人们习惯性的称之为“帝后之争”。
过去我们谈戊戌变法，首先要谈的一个人便是康有为，当然康有为也自认为自己是维新变法的领袖。在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康写了很多的回忆录。包括他有怎样的主张，皇帝怎么信任他，他又如何与后党中的顽固派作斗争。自己俨然成为了一个失败的英雄，但是随着近几年来一系列档案的解密，人们发现，原来康有为并没有他自己吹嘘的那么重要。他也不是光绪皇帝最信任的维新派。他给光绪皇帝的很多上书，光绪帝甚至连看都没看到过。那么，我们会恍惚间发现，似康有为这样的一个虚无主义的人领导的变法，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其实，这场变法根本不会成功，当然这其中有康有为的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光绪皇帝自一开始，他的路线就选错了。光绪皇帝太极端，太急于求成了。
我们通常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来作为这场政治改良运动的开端。然而，在6月15日，光绪帝就颁布诏书罢免了他的老师，曾经帝党的领袖人物，户部尚书翁同龢。过去，我们通常认为罢免翁同龢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意在剪除光绪皇帝的羽翼。但随着不断的考证，人们这其实光绪皇帝自己的主意。翁同龢与光绪皇帝对于变法问题产生了分歧，加之翁同龢在外交等其他方面的行为引起了光绪皇帝的不满，罢免翁同龢也就势在必行了。此时的光绪帝不再依赖这位老师了，他需要培植更加激进的维新派来加强自己的权利。
其实，光绪帝这样做是有其目的的。当时，恭亲王奕訢去世不久，翁同龢成为了中枢中最有权威的核心人物。而罢免了翁同龢，中枢的权力机构就会出现暂时的真空。光绪帝可以通过擢升自己的亲信来填补权力的真空从而加强自己的权力。而此时的慈禧太后，则默认了光绪皇帝的这一系列行为。
对于慈禧的沉默，史家现在说法不一，部分人认为慈禧太后在变法初期真的支持光绪，因此同意了他的行为。也有部分人认为慈禧太后是在等待时机。不过无论如何，光绪皇帝的确是在变法的初期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戊戌变法在光绪皇帝的实际指挥下，对清朝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在教育上，光绪皇帝在6月23日明发上谕，废除八股文，但是保留了科举制的形式（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这虽然引起了读书人的反对，但是并没有真正成为变法运动的阻力。
在对经济，文化上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同时，光绪帝开始对政治动刀了。其目的是要精简机构，裁撤庸臣，选贤任能。这就要触及到官僚集团的底线了。因此，本来就是无风三尺浪的官场，瞬间疾风骤雨。
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指责他妄自尊大、刚愎凌人。光绪帝闻之大怒，表示严办许应骙。由于军机大臣刚毅在旁阻拦，光绪帝这才给了许应骙一个“申诉”（回奏）的机会。许应骙自然知道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康有为，因此在“申诉”的奏折中，许应骙避重就轻，指责康有为的种种过失。这让光绪帝感到非常为难，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许应骙躲过一劫，但他也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许应骙联络御史文悌参奏宋伯鲁与杨深秀，光绪帝看到奏折之后，心里也清楚是个啥情况。因此，将文悌的御史之职罢免。
许应骙和维新派的梁子算是结上了。光绪皇帝也越发看不惯许应骙。光绪帝与维新派心照不宣地等着，等着机会彻底把许应骙赶下台去。终于，机会来了。礼部主事王照拟折建议皇帝奉皇太后巡幸中外，这个奏折要礼部递上去。而礼部尚书许应骙则以王照的这个建议太过于离奇而拒绝。让皇帝带着老太后出访国外。这肯定是不合规矩的。都是别国君主朝拜天朝，我们家的皇帝能出国旅游么？
王照非常生气，上书弹劾许应骙等礼部堂官。光绪帝看了折子也非常生气，于是把这个事交给了吏部处理。吏部也为难啊，于是就建议将礼部这些人降三级调用。光绪帝勃然大怒，处罚的也太轻了。于是在9月4日，发布上谕将礼部六位堂官一律革职。
这就是晚清官场，各派的斗争没有因为变法而互相妥协走到一起，反而变本加厉，将本就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硬生生地分成了两半，并且推到了两个极端。9月5日，光绪皇帝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为军机章京。这也就标志着更加激进的改革即将到来。军机章京，虽然不是一二品的大官，但已经进入了军机处。在此后的时间里，光绪帝往往绕过军机大臣而直接与军机章京制定政策。光绪皇帝的这一举动，也就彻底地将权力争斗的矛盾公开化了。
双方再也没有和解的可能了，一方面是将维新进行到底的皇帝，另一方面是高喊着祖宗故事的顽固派。双方你来我往，当光绪皇帝准备用大招将这群顽固派击垮的时候，顽固派请出了慈禧太后。于是，历史就这样尘埃落定。关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一系列细节，各种的消息，真真假假，人性善恶，在慈禧与光绪，袁世凯与荣禄，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等的形形色色中，我们恐怕已很难得到最真的真相了。
我们只知道在政变之后，慈禧太后训政，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而被革职的那些官员，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这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也仅仅进行了103天壬戌变法，故称“百日维新”。
但历史终究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以供我们去纪念，凭吊那些往昔的岁月。在此，笔者想要说的则是因变法而丢掉了性命的六位君子。谭嗣同，维新派的第三号人物。当康梁都纷纷避难的时候，谭嗣同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留下了那句悲壮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壬戌变法，请自嗣同始。”林旭，年仅23岁，被杀后，其妻子自缢身亡。杨锐，受刑时血吼丈余，时人称之“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后尸身不倒，观者以为奇。他的嗣子，伏尸痛哭一日一夜而亡。而杨深秀，则敢于给慈禧太后上奏折，诘问光绪被囚禁的原因并要求其归政光绪皇帝。终是触怒慈禧而被杀。康广仁，入狱时从容不迫，谈笑自如，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
姜鸣老师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继续探讨，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却不可轻慢，更不可以忘却的……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