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开队，1980年生，2009年毕业于暨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郭声波教授，博士论文《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公元8世纪-1949年）》。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是安徽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徽学学会秘书长。2011年入选“安徽大学首届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18年入选安徽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英才Ⅲ）。2015年至2016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合作导师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Prof.）。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区域史及文化遗产。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等课题多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等多项。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在《世界宗教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史研究》《宗教学研究》《中国藏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部分转载。近年来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区域历史地理学（徽学）、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历史佛教地理研究、历史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区域化”研究）、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区域文化遗产等方面。
一、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地域化
自两汉之际传入，佛教至今在中国已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就人类文明的交往交融来看，这一现象无疑堪称奇迹。当然，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内容，也为历代以至当下学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佛教之所以能在传统中国维持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依然有相当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这与其较好的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有关。早在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就曾明确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这已指出外来文化若想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中国化”道路几为其必然选择。有关佛教在思想、仪轨、制度、信仰等层面的“中国化”问题学界早已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讨，然而，由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的广大以及各地环境的差异，在关注佛教“中国化”纵向维度的同时，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横向扩展过程及其结果无疑也应是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现代历史地理学主要从时空视角关注于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形成及其演变，因而，在这一问题的阐释上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
佛教在传统中国的传播远离本土中国文人与佛家，从相关史料来看有组织性的传播行为并不明显，其早期传播的主力并非印度佛教徒而是华夏求法高僧；其后，佛教一方面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调适以适应华夏文明，另一方面，传统中国非佛教徒也在积极调适以应对佛教在华夏的传播。一般来说，“佛教中国化”从东晋时期的道安法师开始，以六祖慧能《坛经》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在思想层面的完成，直至百丈怀海创立丛林清规则使得佛教中国化在组织制度层面最终得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既需要注意政教关系的处理，要有自觉的政治认同，同时还要有文化的认同以及与社会的自觉适应。2而作为佛教传播的基本土壤，传统中国社会对于佛教的态度也始终保持了“变”与“不变”，所谓“变”即以佛教之政治社会影响而随时改变具体政策，所谓“不变”即始终以较为开放与包容之态度来对待异质文化包括佛教。因此，可以说，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适应的一面，也有着冲突的一面，二者得以融合，实际上是一个双方不断调适的结果。由此而言，“佛教中国化”不仅体现了佛教在异域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智慧和胸襟。3
二、佛教地域化在中华地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而在这“多元一体”中就包含了诸多佛教“地域化”的痕迹及影响。与其他文化一样，佛教的“地域化”需要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由此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地理现象。上述地理现象不仅是历史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形成及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华地域文明的形成及演进而言，我们也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来对其加以理解。
与佛教流派分区地理现象相类似的还有佛教名山信仰地理现象的形成。作为“佛教圣地”的典型代表，7如果说汉传佛教隋唐至两宋以宗派的地域分异及其衍生的历史地理现象最具特色，至明清时期则佛教名山信仰可视为其地域化的重要表现。尽管唐代已先后有嵩山、五台山、衡山等以佛教名山而名声鹊起，至宋代更是有江南“五山十刹”之说，不过，将佛教名山真正推向历史高峰的还是五台、峨眉、普陀、九华这一“四大名山”体系的形成。“四大名山”的形成中国文人与佛家，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8上述佛教名山的形成不仅是宗教、地理、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其形成本身及结果也较好地体现了动态时空交错下的人地关系及其演变。以九华山为例，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中最晚兴起的一个，其在明代中期以前表现并不突出，但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感应传说，实际上在九华山中已建立了较为坚实的佛教发展基础。而明中期由于抗倭需要，东南海禁，以观音信仰为主的普陀山大受影响，这就给了以地藏信仰为主的九华山佛教较好的发展机遇，在无暇禅师（海玉和尚）等名僧的努力下，其不仅在地藏菩萨感应信仰上更为强化，道场建设也以金乔觉所创之化城寺为基础而更具体系，一跃而成为东南特别是皖、苏、浙等地最为重要的佛教名山所在。9之后，其又借助一系列圣山迁移坐标特别是广泛分布于江淮分水岭以南之东南地区的“小九华”强化了以地藏信仰为核心的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这一过程较好的诠释了以地藏信仰为核心的九华山佛教“地域化”历史进程，不仅反映了唐宋至明清东南佛教名山的历史变迁及其背后的人地关系演变，也可以视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地域化”的极好例证。当然，由于深受多种宗教文化影响，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名山信仰就更具地域象征意义了，如被誉为藏传佛教四大神山的冈仁波齐峰、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以及尕朵觉沃无一不是极具地域标识的重要佛教文化地理现象。
注释
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
2黄夏年：《佛教中国化三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参见韩焕忠：《佛教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笔者在对徽州佛教进行考察时亦指出：佛教在徽州的发展历程表明历史时期的徽州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无论是在两宋以前徽州社会的不断重构还是在两宋以后徽州社会的日趋稳定，佛教与徽州社会的融合特别是对于徽商、理学以及宗族这些徽州社会主导力量的借助都是较为成功的，这表明了在号称“东南邹鲁”的徽州其文化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的，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参见笔者：《因地而生：历史时期的佛教与徽州社会》，《江汉论坛》2020年第5期）。
4任继愈：《中国居士佛教史·序言》，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6藏传佛教诸派与地方势力的结合途径较为多样，亦会随着青藏高原整体及局部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由此而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及地域化现象，这一点在11至19世纪的康区表现的尤为明显，详见笔者《康区藏传佛教文化区的划分及相关问题——以1949年的甘孜和昌都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3期）相关内容。此外，藏文史籍诸如布顿·仁钦朱《佛教史大宝藏论（布顿佛教史）》、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等对于历史时期藏传佛教的地域化现象也多有记述。
7近年来对“佛教圣地学”概念倡导较具代表性的可参见罗柏松（James ）, ,see John , Lü:Early . Part2,The of (220—589 AD), Brill,2010。此后，张庆松等学者对此又有新的阐发，见张庆松：《佛教圣地学初论》，《中国佛学》2016年上半年卷。
8圣凯：《明清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
9参见笔者：《历史地理学视阈下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以寺院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5期。
10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11曹振明、方光华：《汉传佛教“祖庭”的渊源、内涵及文化意义——佛教中国化突出标识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2期。
基金项目
信息来源
原文刊发在《江汉论坛》杂志 2023年第3期，第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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